原标题:内地票房惨淡的金像奖赢家《白日之下》,高扬新闻正义,也尊重现实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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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上周五),由尔冬升监制,简君晋执导,余香凝、姜大卫、林保怡主演的批判现实主义港片《白日之下》在内地公映。
两天后,影片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余香凝)、最佳男配角(姜大卫)、最佳女配角(梁雍婷)。与此同时,林保怡凭借对反面人物“恶入骨髓”的精彩演绎提名最佳男主角,却遗憾不敌《金手指》中的梁朝伟,又引起舆论对金像奖“顽固守旧”的批评,一时间收获了不低的话题度。
虽然遗憾错失对四项表演奖的全包揽,但《白日之下》已凭借剖析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力道,以及娴熟的新闻类型电影拍法,收获了各界的尊重和赞赏,被认为是香港“新社会派”和“新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优秀代表。
影片改编自线年,媒体曝光“康桥护老院”的老年院友被脱光衣服,在天台露天冲凉,引发全港对该院的深层“扒皮”,发现其中可能存在更多的虐待、性侵、非正常死亡等事件。
再后来,公众得知社会福利署曾多次接到投诉,也多次巡查过该护老院,但从未对其进行检控,由此引发了各界对香港安养体制的激烈批评。
虽然“康桥护老院”部分楼层被“摘牌”,但多次被控性侵青年女院友的院长张健华,却接连被判定无罪和撤诉。直到2019年,张健华才因三十年前性侵视障的老案子被判入狱五年半。正义的到来,何其之迟!
其实《白日之下》的改编虽然以“康桥护老院”事件为骨架,但还融入了另一所残疾院舍“国宝之家”的情况。总体而言,片中的主要人物和桥段,大多能做到和现实世界的准确对应,还原度很高。
而《白日之下》最最重要的角色改编,可能就是将现实中记者遇见的智障老人,调整为装疯卖傻、实则心如明镜的院友“老顽童”通伯(姜大卫 饰)。
年轻时以鬼马、狷狂的浪子形象闻名的姜大卫,这次扮演一位身在其中受到苛待、但只能装傻的犬儒老人。他有洞明世事的智慧,但又有失败的人生;在院舍里的生活虽苦,但他心里明白,有屋住总好过露宿街头。虽然平日躲麻烦、求清静,但当控诉受挫时,他却献出手机中的录像匡扶正义,终显侠客风范。
“通伯”这个角色,不仅是被遗弃的老年人冷眼看社会的代表,提升了院舍内部视角的丰富性,同时也彰显了一种朴素的正义感,也给《白日之下》增添了一份清冷超脱的悲彩。
表面已经疲惫麻木,实际热血难凉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 饰),对应现实中的《香港01》记者龙晓琪。在潜入院舍调查的过程中,凌晓琪在面对老人和残疾人们的遭遇时,无法控制强烈的共情,再也不能冷静客观地仅将这次报道看作一次平凡的任务,进而为他们请命,展现出自己作为“新闻斗士”的风骨。
这种“疲惫”和“热血”交替转换的心理状态很有代表性,很好地还原了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现实问题时复杂的精神斗争。
一方面,记者大多怀抱同情心和正义感入行,不论发生什么,初心很难泯灭;另一方面,又因为见过的世间苦难不知几何,曝光后也未必会有令人满意的改变,也难免麻木消沉。
追根溯源,也只是因为记者承担着“社会之眼”的使命,看见了被社会抛弃、藏在阴影里的人和事,并将它们拖到了“白日之下”为人所见,并因此承受了很重的道德负担:看见了,但改变不了,无力感会变成煎熬。
这样的故事绝非香港独有。“新闻改变世界”的理想结局在世界各地的类似题材电影里都很常见,但《白日之下》以“问题没有被解决”的不完美结局星空体育app下载,提供了另一种尊重世界复杂性的观察:社会里有太多无解的问题,“两难”甚至“不可能三角”非常常见,问题被报道出来不代表就能被解决,推进缓慢甚至僵局才是常态。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电影,《白日之下》的刀锋指向了政府工作不力、监管不严,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家庭系统性地视老人和残障人士为“负担”,指向了法律流程过于严苛,不利于惩治加害者……它批判的相关方很多。
但同时,电影也可贵地意识到社会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没有变成指向某几方“邪恶势力”的“大字报”。
举个例子,片中受害者因精神问题无法上庭作证,导致加害者逃出法网。但片中律师告诉女主角,法律的精神是“宁纵毋枉”。香港历来以严明的法治为傲,而在这里,正是法治的“程序正义”对受害者追求的“实质正义”造成了阻碍。怎么解决?难道要放弃法治吗?电影没有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而只是指出了这种两难。
另外,残疾人和老人住条件差的私立院舍,而社署也不给不合标准的私立院舍停牌,是因为公立机构资源有限,需要排队长达十五年。况且香港百年来都以排斥福利政策的自由经济为傲,也是这种经济体制缔造了香港的繁荣。
当自由和平等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就导致了香港巨大的贫富差距、底层艰难的生存状态,进而就是政府资源不足,难以对进行有力的制度性救济。这又是一种“香港处境”的两难:自由经济既是港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又是一个诅咒。
就女主而言,她个人的正义行为,也引发了功利主义的两难。经过调查、曝光、取证、参与起诉,劳心劳力,结果院舍停牌关门,大批院友在雨中骂她是令大家无家可归的罪人,也只有通伯说“做对的事不需要道歉”,给了她一些安慰。这个结局固然是女主角遵循正义之心做事的结果,但对于来说,真的好吗?
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和能人志士,都给不出解决这些两难的完美方案,一部电影自然也给不出。但《白日之下》至少抛出了许多问题,带着观众一起进入了主角的精神迷宫,以及现实世界的复杂之中。
与之相对的,影片中最能调动观众厌恶的角色,是以院长章剑华为代表,被认为“坏到令人牙痒”的加害者;最能激起观众同情的,则是以被性侵弱智少女黄小铃(梁雍婷 饰)为代表的残障人士。这些角色虽然在演员演绎方面受到赞扬,但实际厚度一般,有刻板之处,比较工具化。
就比如院长章剑华,自己也是受到歧视的残障人士不假,但以“是家人和社会先抛弃残疾人”的义正言辞,为自己迫害其他残疾人的恶意提供解释,就不怎么具有说服力,恐怕只是“坏人指责社会更坏”的典型上价值、说教桥段,算是剧作上的一个俗套。
近年来,诸如《一念无明》《沦落人》《窄路微尘》这类由新锐电影人执导,聚焦社会中下层生存困境和喜怒哀乐的“新新现实主义”电影,在香港蔚然成风。
这类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有新导演“贫穷”到只能拍现实题材的因素,但无疑也展现出新一代香港年轻电影人对市井民生的关怀,艺术手法上也各有机杼,给老态龙钟的港片吹入了一阵新鲜空气。
在这批影片中,《白日之下》的悲悯情感和严肃意义都有口皆碑,且有奖项背书,但就内地上映前五天票房不及800万的市场表现来看,缺少大牌明星、议题过于沉郁压抑的《白日之下》,和路人观众仍然不是很投缘,这其实也并不在意料之外。
影片去年在香港上映时,收获超2100万港币票房,列港产片年度第五,对于预算仅500万港币的小制作而言,香港本埠观众的鼎力支持,其实已经足以盈利——但对于更多没能“出圈”的香港本土电影而言,处境上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
《白日之下》的问世过程也并不顺利,历经辗转才得到古天乐旗下“天下一影业”的投资。这让人想起本片监制尔冬升1986年执导的首部长片《癫佬正传》,也遭遇过类似处境。
很巧,《癫佬正传》关注对象一样是智力残障人士,一样有“专栏作家调查”的主线,情感基调一样悲悯压抑,也一样有“努力多年事情依旧没改变”的无力感。
这种呼应,让人意识到香港电影关注底层的优良品质一直存在,其实这种创作方向在香港电影史上有它的“文脉”。第一波浪潮是从民国时期到六十年代受影响甚大的左翼电影,第二个高峰是七十年代“香港新浪潮”开始,在商业电影夹缝中生存的一批现实主义杰作,第三波,才是新世纪涌现出的这批新锐作品。
并且这批现实主义电影,在穿越港产电影在商业娱乐片上“癫狂过火”的热潮后,依旧存活了下来,现在仍在茁壮成长。“港片已死”,说的只是香港电影的“东方好莱坞”时代衰落,这对于《白日之下》这样植根于香港本土生活的电影艺术创作,或许只是“废墟中重生”。XK体育官方XK体育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