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方网站星空体育官方网站导 读 必须解决政治定位模糊与专业定位杂乱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科的主导地位，突出新时代新思想的统领作用，明确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治国理政，定国安邦”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新闻教育自主人才培养”可谓恰逢其时，具有突出的现实性、针对性、迫切性。今年是我从教四十周年，刚好也从清华退休，这里结合工作经历谈点感想。
我于1984年在郑州大学新闻系从教，1994年任副系主任。1998年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前身），任系主任。2001年入清华，参与筹办新闻学院，翌年学院成立，先以院长助理、后以副院长，协助范敬宜院长分管教学工作。其间，还曾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回顾四十年的教书生涯以及近二十年的管理经历，回望新中国七十多年新闻教育的风雨历程，特别是跟随范院长开创清华新闻教育的难忘时光，我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触尤深。
1937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成立题词，习在庆祝中国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引用了这段题词：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这一题词是培养先锋队后备军的宣言与目标，又何尝不是中国、新中国高等教育包括新闻教育的初心与使命。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与、邓拓、安岗谈话，提出要办中国自己的新闻教育。而我们开办新闻教育，设立新闻院系，说到底无不为了培养一代又一代新闻领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造就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大军。七十多年新闻教育的光荣与梦想，也充分展现了这一初心与使命。
——郭超人，1956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首届毕业生，位至新华社社长、中央委员。作为中国、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记者、名记者，他的理论水平、政治眼光、文化底蕴、专业水平，已经成为新闻界交口称道的一个传奇。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三大重镇，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走出众多新闻战线的领军人物，如艾丰、杨伟光、徐光春等。在吴玉章、安岗等革命家、教育家、大报人的创办引领下，在一批八路军、新四军新闻人的开拓进取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更成为新中国新闻教育的一面旗帜，形成马列道统、革命传统、中国学统一脉贯通的自主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
——1964年毕业的南振中又是一种类型。按照时新的评判标准，他毕业的郑州大学是一所建校不过十来年的地方高校，无所谓大楼大师，而却走出一位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新华社总编辑。2013年，他出任母校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后，将穆青名言“勿忘人民”作为院训，教书育人，身体力行。为此，他还开展细致的调查研究，召开不同层次师生座谈会，一如既往地体现“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新闻工作作风。他利用一个寒假，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完成一部名为《大学该怎么读——给大学生的75封回信》的著作，堪称大学教育以及新闻教育的必读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同样不乏佼佼者，如复旦大学的赵化勇、北京大学的陈力丹等。
——1983年5月，由中宣部、教育部召集的“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更使新闻教育进入快车道。如今，高等院校普遍开设新闻传播学科。
从遍地开花的新闻院系以及相关专业中，汇聚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新闻生力军，虽然“有名英雄”好像是屈指可数，但正如毛主席说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长江大河源于千岩万壑，没有浩浩莽莽的高原，不可能耸立起一座座高峰。值得自豪又令人深思的是，成千上万“非常倜傥之人”多是本科毕业。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新闻院系走出的学子为人民鼓与呼、为社会主义保驾护航，支撑了新闻舆论的半壁江山。
随着新闻教育的狂飙突进，各种失调现象难免出现，就像“”以及国家发展之际的各种失调。2023年高考前夕，一个网红关于新闻学专业的放言高论，让新闻院系的招生颇受影响，虽然看似偶然，但也显示了新闻教育的深层次矛盾。
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层面的失调正在不断化解，意识形态工作以及高等教育领域也气象一新。习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包括宣传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讲话，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非旁观者和掘墓人，以及新闻学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11门支撑性学科等，无不为新闻教育指明大方向。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党对新闻教育的领导，2013年中宣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包括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省市党委宣传部门纷纷与高校签署共建新闻学院协议。十年来，部校共建取得突出成效，逆转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趋势，遏制了美西方新闻学的蔓延，确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地位。
同时，新闻院系冰冻三尺的问题，包括自主人才培养问题还需通力解决。不说别的，近期发布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简介和基本要求”引发各方关注，进一步暴露了新闻教育、新闻学的深层次痼疾。
具体说来，一方面，美西方知识体系依然享有“学术霸权”，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并未完全落实于教学科研的具体环节。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从选题到答辩都必须尊奉一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所谓理论与方法，否则就可能无法通过。二十多年前，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就痛陈新闻教育严重西化，称新华社招聘的学生还得“重新回炉”。如今，此类问题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与中国新闻学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在一系列体制机制及其考核指标下，如随波逐流的“国际接轨”、对标国外的“一流大学”、盲目追捧的“英文发表”等，中国、新中国的新闻道统边缘化趋势并未根本扭转，“去政治化”“去主流化”“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去意识形态化”所在多有。于是，一边是看上去风风火火的马新观，一边是实实在在的西方新闻观及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仅看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有多少引用“马列”，又有多少引用美西方新潮“理论”，就可略见一斑。当然，引用还是表象，关键在于是否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100多年来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5000多年来的优秀文化相结合，是否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而非零碎地、实际地而非空洞地主导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
数十年来，一种流行思维不绝如缕，认为时代在不断发展，新闻也日益变化，故应“与时俱进”。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是“泼洗澡水时连带着把孩子也倒掉了”，乃至我们高校新闻学院如“两典一笔”，即马列经典、文史古典和文笔等自主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渐渐式微。然后在“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追新逐奇，一步不离，跌跌撞撞，气喘吁吁。犹记八十年代，郑州大学新闻系承办全国新闻教育会议，某位系主任介绍经验时谈到，为了适应变化，他们开设了汽车驾驶课程。九十年代末，由于电脑兴起，新闻院系又兴起一阵风的电脑操作课程，正如后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路新潮。一位名校院长日前感叹道：
“越是人工智能时代，新闻教育越是要突出走进现场、走进基层，而不是依赖人工智能攒稿子。现在感觉有了人工智能就不需要采访了、不需要去现场了，可以替代这些了，这样就把立身之本给搞没了。新闻学院如果重点放在AI、大数据这些方面，怎么能搞过计算机系，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失去了本源。”
常言道，天行有常，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走得多远，也不能忘记新闻教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如当今世界，军事领域变化多端，让人眼花缭乱，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无论大国小国，军队对内统治、对外御敌的暴力机器本质都依然如故。如果不能克敌制胜，不能保家卫国，那么拥有再高精尖的武器，再高大上的理论，也难免沦为纸上谈兵。
同理，无论社会怎么变化，技术如何翻新，中国、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初心与使命都在于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科的主导地位，突出新时代新思想的统领作用，明确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治国理政，定国安邦”对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应是新闻院系一切工作的共同遵循和普遍法则。否则，再红火的新闻教育，也如“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依我四十年教育教学的一己之见，新闻教育失调的症结归根结底在于初心变异，使命弱化，尤为集中地体现于政治定位模糊与专业定位杂乱。
政治定位模糊，莫过于“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且不说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等西方新闻观，西方新闻学著作在新闻院系一度大行其道，就连北欧一个记者星空体育app下载、北美一个学生的所谓“建设性新闻”，也让有些人奉若神明（见《建设性新闻之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9月上、下）。与此同时，马列思想、中国道路、社会主义等在新闻教育以及新闻学中曾经失语、失声、失踪。
专业定位杂乱更是啧有烦言，一言难尽。比如，当下颇有一些研究者以所谓大传播、数字化、人工智能等，不断弱化新闻学科，虚化新闻教育。新闻学科越来越“包罗万象”，同时却越来越缺乏“新闻学核心”——如李希光教授一部书名所示。郭超人曾经谈到，一些硕士、博士进入新华社，几年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稿子（《关于记者：郭超人新闻思考》），这种情况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比荣获首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的两位大先生方汉奇和司久岳，也可以看到初心与使命的问题。方老师在中国新闻史领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勤勤恳恳，声名卓著，桃李芬芳。五十年代初聆听过他授课的范敬宜，半个世纪后依然对方老师念念不忘。
司久岳老师是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入读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耕耘在国际新闻报道一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后，他承担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工作，对教学、对学生同样无比热爱，无比投入，对每届学生都是手把手、点对点地教，受教于他的本科生、研究生无不称道，无不感念。由于热爱学生、热爱教学，也由于专业方面身手不凡，司老师从来不写论文，也不申请项目，只是一门心思教书育人。
两位老师所获新闻奖的命名之人范敬宜，更是中国、新中国新闻教育的丰碑。2010年范院长去世后，我发表了几篇文章，讲述他对新闻教育的贡献，包括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方向、开设新闻核心课程、亲力亲为批改作业等。
方老师、范老师、司老师，或学富五车，或才高八斗，或身手不凡，我们许多老师或许无法比肩。其中，除了学养学力方面的差距，也在于高校升等升级的压力迫使各方你追我赶，超负荷的论文发表、项目申报、课题研究好似“三座大山”，让大家特别是“青椒”不堪重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教书育人。
1984年，我25岁从教时，南老师和我的系主任王碧岑老先生，对我谆谆教诲，殷殷嘱咐，站稳讲台，教书育人，四十年过去言犹在耳。我开的第一门课是外国新闻事业史，一周两节课，老先生提示我写出多少字的讲稿才能应对，还教我如何设计板书。我的《全球新闻传播史》就是这么形成的，仅手写的文稿就从头到尾三易其稿。如今“青椒”恐怕难得如此从容。而且，拙稿文集有三部也都源于教学，包括《传播学引论》与《中国新闻社会史》。
不言而喻，为了履行新闻教育的初心和使命，为了培养合格的、出色的人民记者，自然得在教学相长之际，不断研究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发展“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的自主知识体系。而这方面，存在大量有待深究的理论问题，需在新时代新思想下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探求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有机统一的新闻学。遗憾的是，学界看似成果丰硕，也不乏实事求是可圈可点的力作，但年均五万篇的论文中，无论学风还是文风，精神涣散、目光散漫的“学八股”“洋八股”越来越多，对此新闻业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固然不知所云，新闻学界又有多少明白个中堂奥。无怪乎郑保卫教授疾呼“保卫新闻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切实解决新闻教育的一系列失调，重新确立自主人才培养体系，首先不能不面对师资问题。因为，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无不落实于什么人培养。
对教师来说，教书育人自然属于本分，是人民教师的首要责任。2014年，我从教三十年时，北京市教育工会颁授给我一个纪念牌，上书“教书育人”。就新闻教育而言，教书育人一是培养学生过硬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二是夯实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三是训练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本领，四是掌握娴熟的采写编评播等技能。概括起来就是习提出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与此同时，在教学相长之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而研究学术问题说到底为的是教书育人，而非仅仅为了评职称、争帽子，更非追逐所谓国际化。如果说教学与科研是一对矛盾，那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出人才，次要方面是出思想，或者说教书育人是正业，学术研究就是副业。
总之，确立中国新闻教育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师资及其知识结构位列前茅。如果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同新时代格格不入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新闻院系就不必一味追求高学历、洋学历，而需下大力气摆脱从书本到书本、从纽约到巴黎的本本主义，切实立足中国大地，从白云深处千万家的“山沟沟里”，探求真知，追求真理。也因如此，当下尤需警惕借“国际化”、讲好中国故事等，进一步强求师生出国“镀金”，甚至愈发青睐海外背景。须知越是全球化、讲好中国故事，就越需要师生走向基层、走向实践、“走向历史的深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欧风美雨洒江天的时候，曹锦清提出“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新时代更应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新闻院系与新时代新青年，正在自觉自愿走向或回归人间正道——这才是中国新闻教育自主人才培养的希望。
【本文为作者在2024年1月28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中国新闻教育自主人才培养座谈会上的发言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