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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23年实现5.2%的增速之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面对国际和国内的新环境，中国经济在2024年如何穿越变局，获得向上增长的力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供给好于需求，但是仍然存在需求不足的难题，房地产等领域处于下跌的趋势。
应对当下的挑战，颜色建议，宏观政策力度还需加码，宽松政策不能以“挤牙膏”式的方式推出，否则会助长居民观望情绪，不利于引导居民预期。更重要的是，颜色认为，积极的政策工具要发挥效果，还需要在具体的措施上创新，财政资金应该更直接地“运用在人身上”，比如直接应用于养老、生育抚养、学生补助等。
除了关注经济数据短期的变化，如果从历史纵深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经济的长期变化，以及背后的全球化、科技革命以及社会发展变局，或许能为未来中长期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颜色曾经在银行和券商做宏观、市场的分析，进入大学任教后，他深入到经济史、发展经济学领域。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分析相结合，对短期数据的观察和对百年历史跨度的审视相结合，颜色为我们揭示当下、预见未来提供了洞见。
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栏目本期对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以下是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见解。
腾讯财经：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您对中国经济有哪些感受？
颜色：5.2%的增速达到了2023年的增长目标，但是如果从两年平均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很多指标依然在趋势线以下。不同的行业、企业可能对经济增长的感受不一致，有些企业可能就觉得没有达到预期。
从好的方面来讲，中国经济从供给侧来说，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里重点想说的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跟高质量发展这个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中国很多中高端的行业，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
比如说2023年，在中国的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通信、大飞机、造船等行业，很多的企业在供给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个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确实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变局之中。从国际角度看，国际关系正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和转变。而从国内情况来看，由于政策变化较大，许多企业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宏观因素的较大影响。在这方面，一些企业的感受尤为严峻。
例如，我与许多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家交流时，他们明确表示正处于严冬之中，而且我们尚不清楚这种严冬会持续多久。从最近的宏观数据，如1月份的销售数据和一线城市房价数据来看，房地产市场似乎尚未能够企稳回升。因此，对于众多房地产企业来说，面临的挑战是极其严峻的。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由于过去几年疫情和当前的经济环境变化，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失。因为中国的居民6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房地产上，20%的金融资产也与房地产密切相关。因此，房价下跌和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负面影响很大。
此外，海外贸易的变化对许多出口行业产生了影响，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和无所适从的感觉。
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很难用一个字概括其整体情况。总的来说，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最大的问题在于需求不足，这对许多企业造成了压力。
腾讯财经：您对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走势有什么看法？对消费、投资、出口等领域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疫情以及之后的这几年，预测中国经济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看基数效应。因为疫情影响程度不同，每一年经济波动都很大。2023年的基本模式是前高后低，一季度各行各业表现都很好，二季度的时候有所放缓，整个上半年增速是5.5%，但是下半年经济增长明显有放缓。
2024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压力会非常大，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基数效应，因为去年上半年基数是比较高的。
第二，当前的经济增长的动能和趋势还是比较弱的。2023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和动能其实是在放缓的，到目前为止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情况依然是比较严峻的。比如说房地产，1月份商品房的销售、房价的走势还是下行的。CPI、PPI还是在负的区间。房价和股价使得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情况严重。
在消费领域，由于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所以我觉得消费的能力、消费的意愿可能较弱。
在投资领域，基本延续去年整体偏弱的情况。我们制造业投资是比较有韧性，比较稳定，但是房地产投资还是趋弱。由于现在地方政府需要化债，所以地方政府财政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基建的投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弱的。
我认为，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是，现有的政策可能都不足以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如果要实现增长目标，政策势必进一步加码。
腾讯财经：您提到政策加码，今年2月份央行降准，去年也发了1万亿特别的国债。您觉得政策加码，还有哪些空间我们可以做的？
颜色：首先，货币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是主要靠货币是不行的。当前我们的实际利率偏高，甚至比美国还高，因为美国通胀水平较高。而在CPI和PPI均为负值的情况下，我们的实际利率更显偏高。
其次，考虑到当前物价环境，我们期望推动物价温和上涨，这要求货币政策进一步发力。然而，稳增长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更多应依赖财政政策。我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中央财政还有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例如，现有的1万亿特别国债，如果今年我们再次发行类似国债XK星空体育，仍有进一步操作和扩大的空间。
我想强调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财政政策投的方向很值得去研究。我们每一次说政策加码，第一个反应就是降准降息，财政政策发力，我认为这只是传统的，它的边际效应真的越来越低。
我们现在应该好好想一想，有没有更加有创新意义的，能够边际效应更加明显的政策。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很少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需要突破原来的窠臼。
比如说，长期以来，说到财政政策就说要进一步的修建基础设施，但是现在我们的财政政策能不能更多的用在人身上？举个例子，我们怎么样通过财政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如果财政政策去投一个实验室，500万也好、1000万也好，都可以，但是如果说财政政策给我们的研究生发补助，就不可以。因为直接发补助无法形成对等的资产。如果投资建实验室，它可以形成资产，但是每个月多给研究生发1000块钱补助现在是不行的。
再比如，我们每天都担心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问题，那我们能不能给二孩、三孩的家庭每个月发补助呢？能不能解决幼儿托育的问题呢？这些方面的措施又可以解决就业，又可以繁荣消费。但是现有的政策就是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想一想怎么样发挥这些政策更大的边际的作用，类似的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争论说到底是用财政政策还是用货币政策，其实在中国的环境这种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本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政发力，货币就要配合。我们发1万亿特别国债，央行一定要放流动性去配合的。央行不能买国债，但是商业银行买国债，然后用国债抵押给央行拿到流动性，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
颜色：我认为房地产现在面临的情况，依然非常严峻，基本的风险并没有得到缓解。
从数据表现来 看，第一点是，今年1月份跟以往1月份商品房销售来比，表现是比较差的，当然二手房销售还不错，但是新房的销售其实表现是非常差的。第二点，整体上房价并没有企稳，还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第三点是房地产企业，很多房地产企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依然很大。最近我听说银行对支持房地产企业有一些新的措施，这些措施能不能真正的见效还有待观察。
再从储备的政策看，比如说对于各种限购的放松，以及对于首付比例和存量房贷利率的放松，很多政策都是滞后式的、“挤牙膏式”的宽松，政策的效果比较有限。因为如果政策是挤一挤就出一点，那居民的预期就是未来政策会更宽松。以这样的方式推出宽松政策，只会助长那些有购买意愿的家庭的观望情绪，达不到平稳市场的作用。
再从中长期来说，第一，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已经打破了。第二，我们面临老龄化的趋势，房地产的需求可能也在变弱。整体上，房地产可能还有很大的调整的空间。除非有非常积极的信号或者很重大的政策的变化，否则的话我认为房地产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
腾讯财经：今年以来，各地大力建设保障房，您认为保障房会对商品房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但是建保障房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只适合在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推出。在三、四线以下的城市本来房价就几千块钱一平米，在现有的情况下，如果说年轻人结婚，双方父母支持一下，房价还是能承担的，这种城市没有空间做保障房。
第二个问题是，现有的财税体制下，如果地方政府还把土地出让金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即使是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政府推动保障房的意愿都不会特别强。比如说，很好的地段为什么要给保障房呢，为什么不能卖出去做商品房呢？
第三个问题，各地大举发力建保障房资金从哪里来？地方政府现在还有多少资金去建保障房呢？如果真正要推进，可能还是需要央行给国开行流动性，由国开行去做。
颜色：短期应对方案，我认为需要央行进行中国版的QE，即中国版的量化宽松。
我们看到房地产企业出现风险可能连带中小型金融机构出现风险。如果房贷不下降，过去几年加杠杆用房贷买房的居民，他们可能还贷存在压力，我们看到现在法拍房数量是在增加的。不管是支持保障房，还是支持在居民端的购房，都需要央行流动性的支持。
长期的应对方案，我们要去想想所谓的新发展模式。这个我想中央政策说的也很明确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强调短期应对硬着陆风险的方案是什么。我想归根结底，还得看到真金白银去化解这种流动性风险。
腾讯财经：您长期研究经济史，从长期角度或历史纵深角度，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全球经济的变局？对中国经济会有哪些影响？
颜色：国际因素和国内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从国际层面来看，如果悲观一点，我认为当前的变局与“一战”结束之后到“二战”开始之前的时间段颇为相似。在这段时期，全球化正在瓦解，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当时，各国之间存在许多历史的恩怨需要解决，导致矛盾充分暴露并逐步激化。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当前的去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与这段时期的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的情况与90年代初具有很大的相似性。90年代初，世界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得到了新的发展，中美两国在产业链上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因此，如果我们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当前的情况，它可能类似于90年代初冷战尚未结束的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人们可能感到困扰和不安，但如果未来发生重大变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迎来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另外，90年代初的时候正在孕育新的技术革命，这个是两次大战期间所不具备的。1991年以后，先是发生了PC革命，后面又发生了互联网革命，这两个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总体的生产力。这种革命是所谓的通用型技术革命，不是某一个行业，不是某一个产业的革命，而是影响到整体人类社会效率的大的革命。
现在我们也在孕育，或者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技术革命，但是它的效果远远没有展现出来。第一是人工智能革命，第二是能源革命。我想人工智能革命可能未来会在产业端进一步深化。能源革命，可控核聚变、室温超导，这些可能会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快地付诸于现实。所以从乐观的角度来说现在可以认为是1991年。
从国内因素来看，我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正在摸索新的增长模式。如何从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旧的增长模式过渡到以提高效率、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在中国，这是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历史上可供借鉴的经验相对较少。
腾讯财经：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资源禀赋的变化、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未来经济能够保持一定速度增长的潜力或者是机遇，体现在哪些地方？
颜色：我认为比较确定的让我们乐观的因素还是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和能源革命，这两大革命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孕育和发生。我认为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人类社会每过十几年就可能会有一次通用型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会影响到每个行业，甚至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这里头我想补充一点，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技术革命的作用也是确定的。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当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人工智能领域，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做得很好，其中美国是开创者，而中国紧随其后，并在不断努力追赶。然而，除了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面竞争似乎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以下几个优势。
第一，人才红利，或者是工程师红利。尽管我国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人口红利可能正在消失，但人才红利或工程师红利已经到来。每年有1000万的大学生毕业，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是新技术的消费者。因此，我认为他们在人工智能革命中将为中国追赶并领先其他国家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我们在技术革命领域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人工智能革命需要大数据，我们在大数据的产业政策、数据积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这是非常确定的，也将在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能源革命方面，我们也积累了很多优势，尤其是在可控核聚变和室温超导方面，我们的地位类似于在人工智能上的地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两大技术革命的趋势，中国中长期内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当然，未来的事情并不确定，世界上真正成功转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规模经济体是屈指可数的。我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整体人口结构，我们利用技术革命带来的正向作用，可能只有未来二十年的窗口期。因此，我们有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腾讯财经：经济增速放缓，部分企业存在资产负债表受损等压力，这些因素会影响企业创新吗？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往往又能孕育技术革命。您认为当前环境下如何推动创新？
颜色：我想举美国的例子，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全球竞争压力很大，美国面临巨大挑战，它的表现一度不佳的，但是美国表现出很强的自我调整和修正能力。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采取了非常正确的宏观政策，帮助企业重新焕发活力。
如果我们回答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主要的技术创新都是来自于美国？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其实并不是美国人，为什么他能在美国取得成功？美国的制度对企业家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发挥企业家的活力，是非常完善的。当然它还有很多一系列的政策，比如以直接金融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对于做了正确决定的企业给予非常大的、直接的奖励。我认为，美国基本的特点是它的长期战略并不是由国家来做的，而是由企业来做的。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美国现在最长期的战略是什么？登陆火星。登陆火星这个计划是谁在做的？是埃隆·马斯克。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声音讲美国也在采取类似中国的产业政策。我也不是说产业政策不需要，因为后发国家想要在科技上有所发展，国家的干预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加有效的一点，可能是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尤其是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
埃隆·马斯克想要殖民火星，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但是他是拿自己的钱去做这个疯狂的实验，他如果亏了，需要自己承担责任。企业家拿自己的钱去做一些长期投资，对自己的钱负责。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们觉得殖民火星是疯狂的，埃隆·马斯克觉得很有实现的可能性。所以我想，不同的企业家都在做出自己认为最理性的决策，而且用自己的财产为这种决策投资、背书。所以“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头，美国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从宏观政策上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从金融市场上给予做了正确选择的企业家以超额的回报。
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是英伟达。英伟达并不是规划出来的。如果按照产业政策，英伟达的显卡最初是游戏显卡，按照我们的产业政策可能并不是重点支持的方向，甚至会受到更多的监管。因为不同的企业家在做不同的创新，总有企业家有可能做出很好的创新出来，那他就得到超额的回报了。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思考怎么样建立一个更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环境，这有助于我们能够促进中国科技的创新，从而促进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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