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已经开启，和经济恢复发展的2023年相比，今年经济形势有何不同？如何缓解预期转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如何发力？人民币汇率如何走？
针对这些问题，近期，澎湃新闻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
张礼卿认为，在居民消费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之后，继续提升将受制于可支配收入增长、教育、医疗和社保制度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同时，今年的出口形势依然难以乐观。因此，2024年的经济增长能否实现预定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是否能恢复。
“当前的市场信心不足和预期转弱，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张礼卿说，对于因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引发的信心不足和预期转弱，通过货币政策推高通胀率这种做法不可能产生效果，反而可能导致“滞胀”局面。只有通过广泛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法治化，公平透明和投资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权益保护，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有效恢复企业的投资信心，有效实现预期转强。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相较于2023年，您认为2024年经济形势会有哪些不同？
张礼卿：202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乏政策性机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其中，“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新的提法，预示着今年政府将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去促进经济增长，通过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去化解房地产和金融等重点领域的风险。“先立后破”意味着在新的增长动能没有确立之前，还将继续支持传统的增长动能。
从驱动增长的三驾马车看，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的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3、1.5、-0.6个百分点。得益于疫后消费活动的正常化，去年消费支出贡献了经济增长的83%。这种情况在今年将难以持续，因为有利的冲击已经结束。在居民消费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之后，继续提升将受制于可支配收入增长、教育、医疗和社保制度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上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有些国家针对我国实施的“友岸外包”、“去风险化”和“小院高墙”等，今年的出口形势依然难以乐观。2024年的经济增长能否实现预定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是否能恢复。
澎湃新闻：预期转弱、信心不足，是当前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甚至进而导致了消费、投资的收缩，有观点建议要推高通胀率，对此，您如何看待？对缓解预期转弱，您有何建议？
张礼卿：当前的市场信心不足和预期转弱，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经济增速减缓、价格持续下跌以及通货紧缩风险上升，导致消费和投资计划推迟，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和订单缺乏。对于这种情形，实施大规模货币扩张以推高通货膨胀率，进而诱导消费和投资预期改变，同时降低实际融资成本，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内需并促进增长。但是，对于因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引发的信心不足和预期转弱，通过货币政策推高通胀率这种做法不可能产生效果，反而可能导致“滞胀”局面。只有通过广泛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法治化、公平透明和投资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权益保护，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有效恢复企业的投资信心，有效实现预期转强。
值得强调的是，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压力，仅仅依靠宏观政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成功的结构性改革，仅仅依靠扩张性刺激，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会对未来的增长和发展造成巨大的负担。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表述分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您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发力空间哪个更大？
张礼卿：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基调，今年的宏观政策需要比去年更加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一定的空间，而且两者需要协调配合。
财政赤字率应维持3.8%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长期以来，除了个别年份，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甚至濒临危机。作为应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来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是有必要的。只要经济能够保持增长，未来还本付息就有来源，就不会成为问题星空体育官方网站。
长期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通过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来实施，最常见的做法是利用专项债发行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这个思路需要有所转变，因为大规模基建的受益者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如果更多地通过减税降费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从中获益，也能更好地促进就业。另外，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用于对制造业下游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阶段性补贴，包括对它们的房租、水电甚至工资补贴。再有，应更多地用于加强社保体系、医疗健康和养老设施等民生项目的支持。这些支持，对于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
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合理宽松。在价格持续走低，通缩风险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往往远高于名义利率所显示的水平。相比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更高。另外，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支持，否则，特别债和专项债的扩大发行，就有可能通过抬高市场利率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和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总之，在通货紧缩风险消失之前，进一步降准和降息已经成为一项必需而且紧迫的政策选择。
澎湃新闻：2023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起伏较大，您如何看待波动原因及未来走势？
张礼卿：2023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有波动起伏，但总体上呈现贬值态势，从年初的高点6.69元贬值至9月上旬的7.35元。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包括：受多种因素影响，货物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双双出现负增长；出于消化过剩产能和供应链保障的需要，一些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明显；美联储激进加息和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等因素造成短期资本净流出增加。
今年稳外贸和外资的压力依然比较大，导致人民币贬值的上述原因在不同程度上仍会存在。由于美国的通胀水平依然高于其2%的目标值，美联储至少在今年上半年会维持现有的政策利率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的进一步降息有可能导致短期资本流出增多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作为对策，在必要时可适当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减轻利差扩大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应该看到，面对出口放缓、通货紧缩风险上升，容忍人民币适当贬值并非没有积极意义，毕竟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出口企业的利润。只要不出现恐慌性贬值，外汇管理部门应该不需要进行过多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