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秦汉简帛及其他出土文献资料大量涌现，源源不断地为秦汉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刺激着新课题、新方法的产生。本书分为文字发展、文书行政、律令法系、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信仰世界、时间秩序、里耶秦简等九章，由九位年轻学者分别撰写。各章着力梳理该领域的主要出土资料和研究进展，归纳核心问题，阐发作者的最新研究见解，揭示学界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已经取得何种新认识，还可以提出哪些新问题，开辟哪些新领域。
为什么是“重写”，主编在前言中说，近一个多世纪来，大量的出土文献正逐渐改变秦汉史的研究状况，但围绕着秦汉出土文献展开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弊病：餖飣考据，以材料代替问题；支离破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病症虽然棘手，却也蕴含着希望。它们恰是学术范式更新的过渡时期的表现，是新史学扩张自身材料和问题必然要遭遇的曲折，也是重写秦汉史的序幕。
从个人的阅读兴趣出发，我主要阅读了第七章“信仰世界”，确实有很多新的启发。比如第一节的“遣策与生死”，所谓遣策，就是墓葬出土的、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其中，流行于西汉前期的“告地策”很有意思，这是“形式模仿官文书，由伪托的阳间官吏署，发往地下，用于迁徙墓主人及其奴婢的户籍至地下。其内容一般包括墓主人身份、随行人口数目、随葬品概况及免除赋役的声明等。告地策与遣策中记录随葬人俑的简册配合使用，是遣策发展中产生的一种新形式”。作者认为，“告地策所代表的地下世界观念得到了延续”。（410、411页）
可以注意到，接收这些物品的地下官员一般被称为“地下主”或“地下丞”，这是一种很含糊的称谓，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主任”“组长”之类，他们算不算冥官呢？“地下主”的出现是不是标志着冥府的形成呢？有很多人认为，冥府形成的标志是“泰山府君”成为执掌阴间的最高官员，不过那大约在东汉后期了，比如灵帝熹平四年（175）墨书瓶镇墓文云：“生人属西长安，死人东属大（太）山。”又比如，东汉以来买地券、镇墓文等墓葬文书中的专职冢墓神仙，如“地下二千石”“丘丞墓伯”“冢中游击”“张坚固”“李定度”等，几乎很少出现在我们熟知的冥官系统中，台湾学者萧登福认为他们实际是祖先保护神，有两个职能，一是保护祖先在阴间不受恶鬼欺凌，二是看守祖先，不让他们回到阳间伤害后人。也许，这些专职的冢墓神仙首要原则是保证人鬼隔绝，是墓葬礼仪的一部分，而作为阴间社会治理的冥府，则另有其形成路径。
在第二节“祭祀与神灵”中，作者认为，数量繁多的祭祀种类和对象，很难安置于一个神谱之中，比如楚卜筮祭祷简中的诸神可以纳入同一谱系，但是，这一分类法难以施用于秦汉出土文献。所以，“日书所载神灵与祭祀不能无止境地延展到社会的各阶层与生活的每个方面”。（427页）这也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可能这种具备操作、实践仪式的地方性的神灵知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而更多为想象中的统一的幽冥世界或冥府，是打破了地下世界与地上世界的连续性后形成的，也许佛教的传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些都是我的各种不靠谱的脑洞而已。
《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的英文书名是：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Irreverence的意思是不尊敬或不敬畏，通常指对正式、重要或神圣的事物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个单词可以在各种场合中使用，但ChatGPT告诫我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你的不敬而感到生气或受到冒犯，所以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境和对象选择合适的语气和用词。”哈哈。
本书获得2017年列文森图书奖，2018年被译为繁体中文出版，2023年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本书中提到的笑话、游戏、诟骂、滑稽和幽默，并不是每个人看了都笑得出来，在这段笑史发生的1890-1930年代，也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北洋军阀割据、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时局动荡，百姓生活充满苦难与挣扎。作者说：“从吴趼人的《新笑史》可以发现：另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是把它当作一连串的笑话。不见得因为有苦难所以不需要笑声，有时苦难甚至正需要笑声。”（第5页）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人的发疯文学空前繁荣。史书总会让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地方感到似曾相识，这也是史书的重要功能之一。这本书中有很多精彩的似曾相识，这里按下不表。
我在这本书里还看到了晚清上海新出版业的兴盛。书里提到有一份叫《及时行乐报》的小报：“Juan Wang曾主张‘小报文人造就了追求玩乐的文化癖好’，因为他们在如《及时行乐报》（1901年发刊）的报纸中鼓吹一种逃避式的社会气。而他们时常挂在嘴边表达对世间烦恼的讽刺性超脱的，正是‘玩世’一词。”（第62页）
粗粗查了下，《及时行乐报》的名头，据其广告是“取杜牧看花之遗意，写及时行乐之闲情”的意思。报纸有“本馆论说”“采风问俗”“笑林杂录”“花丛汇纪”“梨园谭艺”等栏目，其中“花丛汇纪”全用吴语写作。
据邹振环的《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除了《及时行乐报》之外，当时上海还涌现大量具有浓厚商业市井气息的消闲性小报，如《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笑报》《笑林报》《消闲报》《春江花月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看看这些小报的名字，一点也看不出乱世的样子。
在这些小报中，以李伯元于1897年6月创立的《游戏报》最具影响力。 “他以‘游戏主人’为名撰写，这笔名也曾被18世纪笑话书《笑林广记》的编者采用，同时也令人想起1895年一本上海妓院指南的作者‘海上游戏主’。对叶凯蒂来说，这个玩世的自我形象象征了清末文人逐渐接受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权威的式微——不再被视作道德模范，但至少还能娱人娱己。”（第62页）不过，不论在什么年代，其实人总是不可能完全“不响”的。无论用玩世的方式还是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都将显示出一种权力。表达也始终是有想法的人所擅长的。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得以爬梳到那么多犄角旮旯的素材，成就了本书。
【日】吉永史/著 吕灵芝、袁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3年11月版
春节假期想看点轻松愉快的书，顺手拿起手边这套漫画，结果越看越沉重。漫画设定一种名为“赤面疱疮”的瘟疫夺走了大部分日本男性的生命，男性人口数量骤减至女性的五分之一，社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数量稀少的男性被当作繁衍后代的珍贵资源，女性则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职能和体力劳动，成为家族继承人、政府官员和最高执政者，日本由此迎来了女将军掌权的时代，而将军的后宫——大奥，也从“三千佳丽”变为“三千美男”。在这样一个性别逆转的世界，诸多年轻貌美的男子为了博得女将军的垂青而机关算尽。然而尽管性别反转，阶级、性别、权力造成的一幕幕人性大戏依然轮番上演，女性也只是临时填补男性匮乏的空虚，她们面临的生育压力、痛苦丝毫不减，性别权力不对等的荒诞以反转的视角展示得淋漓尽致。《大奥》无愧为一部令人重新审视性别问题的知名漫画作品。
马凌老师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只能用“好看”如此简单直接的词来形容了，因为其它的词都显得过于苍白。我想，她是赞同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说的，想要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必须从他的生平入手。在一篇篇远不止于书评的文章中，她从奥斯卡·王尔德、伊夫林·沃、毛姆、卡坡蒂、普鲁斯特、三岛由纪夫（咦，马老师为什么偏爱同性恋作家？）、纳博科夫等作家的人（八）生（卦）写到他们的作品，有料，有分析。重要的是，她不罗嗦，不炫技，点到为止，有时简单的一句话，细想它的背后，会感叹于她的阅读量之大、口味之杂，没有一定的积累，是难以写出如此文字的。有意思的是，马老师在序言里将书虫分成了四种：昆虫，最多见，飞到哪是哪，东啃一些西啃一些；蜜蜂，比较专业，只认一片领域；蝴蝶，最有境界，一度作茧自缚，最终蜕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蚯蚓，令人唏嘘，“打了许多洞，发现各种联系，走不出，或者压根儿就不想走出，在盲目中痴迷，而且缄默无语”。不知道马老师自认是哪种书虫？
1916年，即将成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发表了人生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中国语言的问题》，第一次正面论证废除汉字、采用拉丁罗马字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现代中国的语音中心主义就此开启。是年，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现代汉字革命的肇端与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完美同步。
1958年，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定义了三项主要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任务》小心避开了汉字革命的终极目标，明确中止和搁置了语音中心主义最激进的废汉字诉求。1958年前后，反殖反帝、亚非团结运动兴起，宣告了语音中心主义意欲把拉罗字母模式强加给所有书写系统的霸权逻辑的破产。
以上是钟雨柔所著《汉字革命》一书界定的汉字革命的两个国际时刻，它们契合了语音中心主义在中国的起讫时间。汉字革命以语音中心主义对中国语文的统御为开端，以出现针对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即汉字书写学为尾声。钟雨柔所谓“语音中心主义的二律背反”指的是：达到巅峰的语音中心主义召唤出了自己的反面，最终遏制废汉字运动的力量正是从主张废汉字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内部生长出来的。在这条线索的引导下，这本书展现了二十世纪多位背景立场各异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如赵元任、瞿秋白、许地山、晏阳初、叶圣陶、陈梦家、唐兰、周有光参与汉字革命的经历。
假期读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除绪言、结语，本书正文共分三章，讨论了蒙古服饰在元明社会中的广泛使用及深层影响。对于服饰中具体款式的不同影响，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元代服饰中的蒙古式样，书中述及十三种，明代服饰中的蒙古遗存案例，则有九种；文字之外，本书还配以丰富的图像资料，共配图151张，图像高清，对于帮助读者理解书中内容，颇有助益。
古代服饰，是一些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的内容，尤其在“汉服热”的风潮之下，可能特别有“市场”。那么，这本小书应该是个还不错的阅读选择。
【英】安德鲁·多伊格/著 项冶/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23年12月版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这本《人类死亡史》，并不探索幽冥世界，而致力于考察人类走过漫漫旅程之后触及终点的那个刹那。
“我以为它的内容是应该关于医学的。”作者写道，“然而，令我意外的是，我不断发现人类解决自身许多重大问题的方法竟与医疗卫生没多大关系。而进步经常缘于良好的法律、政治、工程、统计、经济，或者直接来自一些奋发有为的人才……”
作者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邦锡耶纳的瘟疫开篇，展现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死亡画卷。“历史上人类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不胜枚举，而这一点也同样反映在人类死亡的方式中。”
作者在书里总结道：“目前这样的状况，即人们主要死于像癌症这类非传染性疾病，是一种全新的局面……自19世纪中叶之后，传染病的发病率出现巨幅的下降，同时人类的预期寿命则不断增长……尽管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心脏病、中风、肺病、糖尿病和癌症的影响必然会变得更加突出……”
“学建筑的”，曾经在热火朝天的基建大潮下炙手可热的专业，如今潮退后成了就业老大难，幸运地找到工作的年轻建筑师们也被低薪和无休止的加班压得苦不堪言。不愁工作的英国鬼才建筑师托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少年得志，人称建筑设计界的杰米·奥利弗，风度翩翩，野心勃勃，缺点也显而易见。哪怕不熟悉国际建筑圈的上海人，应该在世博会英国馆被他六万根植物种子亚克力杆的天才设计震撼过，也被水土不服的“坟包”天安千树广场雷到过。赫斯维克的新书《人性化：构建我们世界的创客指南》（Humanise: A Maker’s Guide to Building Our World）开篇大哉问：为什么如此多新建筑如此糟糕？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如此丑陋？接着赫斯维克对现代建筑鼻祖柯布西耶大加鞭笞，这个沉闷、疯狂的人领导了一场建筑，用混凝土、几何学和他对装饰的仇恨毁掉了文明社会。赫斯维克不是建筑专业出身，对建筑史上的伟人没有敬畏之心也情有可原，但有评论认为他这本书更像论战小册子，为了博眼球，并没有为城市更新的讨论增添真正新鲜的内容。
【美】约瑟夫·列文森/著 刘文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
本书是美国学者列文森的代表作，此前曾有中文译本出版，名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此次新译，译者使用“儒家中国”作为译名，因为“Confucian”的意义带着固有的模糊性，可以包含宗教、文化、思想、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意义，用“儒家中国”可以“保持原文中固有的模糊性，也比较符合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并非纯粹作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宗教存在，中国的特殊性也恰恰体现在这无法与西方历史一一对应的概念框架中”（译后记，533页）。
三部曲的第一部《思想延续性问题》讨论的是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转型，从传统中国文人“业余爱好者理想”失落，讲到在西方冲击下历史与价值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张力，最终西方迫使中国人改变了语言，而非仅仅丰富了词汇。第二部《君主制衰亡问题》则讨论了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其中儒家官僚和君主联手压制了贵族，而二者间持久的张力又使官僚君主制即使经历朝代更替都始终保持活力，直至近代二者面对共同的挑战不得不联合起来，于是张力的消失造成了这一政治制度的衰亡。第三部《历史意义问题》则分析儒家的“游魂”如何在新的意义上为经历了现代革命的中国提供延续性。
如果更简略地说，列文森提出的课题是“现代中国与其前现代的过往之间的关系、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阅读这样主题恢弘的巨著，几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获得启发或发现困惑的地方。作者反复讨论的民族主义、传统主义、普遍主义在晚清以来的纠缠，彼时的士人各种对中国文化的定位及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延续性已断裂的局面”。这种断裂运用以前的历史经验无法应对，因为：
传统中国对待外国侵略者的自我防卫态度是以各种方式实践“要是打不赢，就加入他们”的民间智慧，或者，此处更准确的说法是“使他们加入你们”。但是中国人与19世纪欧洲人的问题，不同于早先与北方游牧民族和满人的问题；因为西方征服者能够用其工业和商业手段远程操控中国以获取利益，他们不可能被中国人的“近身装备”击败。他们在中国保持势力的权力基础一直在中国之外，完全无须在任何程度上成为中国人。（93-94页）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有各种应对方案，作者讨论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三世说”、蔡元培的“东西之精华”等理论，指出其中的矛盾之处。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中体西用”说，作者认为，“体用”并不是二分的，所谓的“用”即新技术、新发明，并不会因为与旧世界相符合就结束了，它会自主地改变旧世界以使旧世界适应它。作者举例说，如果一个人既读孟子又读工程学手册，那么孟子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将孟子作为答案的问题也已经改变。西方的观念其实并未被驯服，也并不僵死。现代技术的“用”无法如其声称的那样保卫中国的“体”，反而只会改变社会。
如何在传统价值、民族国家、普遍主义之间实现既要又要还要，似乎并无答案。不过，作者也说：“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其异国情调，或者对西方战略的重要性，研究它是因为我们试图用来理解西方的那个话语世界，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而不必强求二者有相同的模式。如果我们能这样去理解中国和西方，也许我们就能有助于造就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书写历史的行动本身即是一种历史行动。”（215页）
在世界都拥抱全球化的某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多人曾天真地以为列文森的这个愿望正在实现，然而现实每次都在击碎那些泡沫。至少于我而言，列文森的愿望只是愿望而已，我再也不期待能实现。
【俄】曼德尔施塔姆/著 刘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4年1月版
由刘文飞先生编译的曼德尔施塔姆文集《时代的喧嚣》近日作为其主编的“白夜丛书”的一种修订重版。作为白银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人生遭际同样非常典型。就像刘先生在译序中说的：“俄国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认为其主题就是20世纪专政之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曼德尔施塔姆的遭遇，正是这种命运的一个具体体现。”
文集包括了《时代的喧嚣》在内的自传文学、《阿克梅主义的早晨》等文论，以及作家的一批书信。“诗人阿赫玛托娃认为，在20世纪的俄国诗人所写的自传中，有两本最为出色，一本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另一本就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译序）作家在自传中写道：“我想做的不是谈论自己，而是跟踪世纪，跟踪时代的喧嚣和生长。我的记忆是与所有个人的东西相敌对的。……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所充斥的鸿沟……我和许多同时代人都背负着天生口齿不清的重负。我们学会的不是张口说话，而是呐呐低语，因此，仅仅是在倾听了越来越高的世纪的喧嚣、在被世纪浪峰的泡沫染白了之后，我们才获得了语言。”
单单是说清楚什么是情绪劳动，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作者劳苦功高。哈特莉写下的一次母亲节经历，引起了无数女性读者的共鸣：她希望丈夫找一家合适的家政公司预约一次房屋清扫服务作为送给她的节日礼物，丈夫对无法送出一份能在购物网站上一键下单的礼物感到失望之余，拖到最后一刻才给家政公司打电话，又因为觉得报价太高而放弃，最终她在母亲节当天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以及丈夫亲自清扫卫浴，她则要面对三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和除了卫浴之外一片混乱的家……
以一般标准来看，哈特莉的丈夫已然是模范丈夫，他每天晚上都洗碗，经常做晚饭，会在妻子忙着工作时哄孩子睡觉，之所以没能送出妻子真正想要的礼物，是因为他在下意识地回避完成这项家务所需要付出的情绪劳动：请朋友推荐几家家政公司，向多家公司打电话询价，比较各家公司的服务质量后做出选择，付款，预约清扫时间……而对于照管家务的女性而言，常常要同时应对数十项此类任务，周而复始，永无尽头，不被看见，完全无偿。哈特莉写道：“许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行。”当她要求丈夫做一件具体的家务时，他也会毫无怨言地完成，但她往往要用一种恳切的口吻反复催请，还要担心被嫌唠叨，“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微妙的分隔线上，一边要顾及他的感受，一边又要清楚传达我的想法”。有效地交派任务又是额外的情绪劳动，也是很多女性干脆选择包揽一切家务的原因所在。
哈特莉不仅将家庭关系中的情绪劳动失衡描述得鞭辟入里，并且将分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女性在职场和社会之中也承担了更多的情绪劳动，充当了保证整个系统顺利运转的润滑剂。她也指出了这种失衡不仅令女性不堪重负，也让男性无法真正感受生活，“当女性面临追求完美的压力，把情绪劳动发挥到极致时，男性也面临把自我价值投入在工作上的文化压力，这使他们的生活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但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却仍然是隔靴搔痒，例如努力与伴侣展开关于情绪劳动的对话（男性往往把这样的讨论看作人身攻击）、改变完美主义倾向（事实上不完美的家务安排也会让人筋疲力尽）、拥有自己的价值（改变自己的想法从而接受现实不等于什么都没变吗）……哈特莉与丈夫之间最终达到了某种平衡，但这建立在她的事业上升而丈夫失业在家的前提之上，看起来也离不开她作为情绪劳动专家持续付出的循循善诱和支持鼓励。但无论如何，将过去看不见的东西摆到台面之上，是改变发生的第一步。
读唐鲁孙先生收录在《天下味》《南北看》中的随笔文字，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当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中，北京早已被打为所谓“美食荒漠”，正因如此，读到唐先生对京味儿美食热情洋溢的赞美，总不免惹人猜想泽装备制造，这里面，有多少属于老人家晚年客居台湾时对老北京的莼鲈之思所加的滤镜呢？另一方面，唐先生写的这一系列谈吃的文章，虽然无非是“馋人说馋”（此乃同为老饕的逯耀东教授的评价），外加对老北京旗人生活习俗的回忆，论文风之雅致、经历之独特、见闻之广博，实在是罕见其比，今天读来，真有一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之感。短视频时代，美食吃播俨然成为一大门类，每天吸睛无数，闲来无事，我也会看上两眼，但是看得多了，我也在想，这个时代，还会产生唐先生这样的人吗？反过来讲，唐先生如果活在当下，他会如何去探访这个时代的美食，又会如何去加以总结和记录呢？这些问题当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幸运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唐先生这样吃过见过，且愿意将自身见闻感受诉诸文字的美食大家。
在阅读《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过程中，我时常惊讶于作者胡安焉的诚实。他直接而深入的自我剖析，让读者认识到工作之外的他，了解到他的孤僻性格、时常感到焦虑、自卑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他人“格格不入”的观念。《我比世界晚熟》一书以作者1999年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为起点，回顾其二十年打工生涯的经历、见闻、思考和感受。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并非单纯地叙述一段段工作经历，而是结合工作的所见所闻所感，分析自己的性格如何影响工作选择，以及工作环境中的人、事、物又怎样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
作者的许多工作经历让人印象深刻，例如在描述货运中转站的工作经历时，作者写道：这份工作才是我的“舒适区”，无需和人交际，只需要埋头苦干。体力工作比脑力工作的价值更即时、直接、具体和诚实。而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被领导赏识会感到不安时，作者写道：（我）不习惯被人抱以太高的期待，担心自己名不副实，甚至会主动解释自己并不优秀。作者的写作展现出他的复杂面相，同时揭示出“我何以成为今天的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与胡安焉的专访中，他也表示在写作中，他渐渐看实的自己，完成自我的疗愈。
向来爱读与书有关的随笔文字。初读黄裳先生随笔《蠹鱼篇》及文集《银鱼集》，就对“蠹鱼”“银鱼”所指向的书虫，感到十分好奇。可惜一直未见专门的篇目加以解释。而《寻蟫记》与《寻芸记》两书作者陈涌海先生，则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他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文艺家的潇洒文字（他也是音乐人，创作并演唱的《将进酒》广为传唱），对书虫做了博物学式的研究。读罢两书，我不禁感叹，这个世界还真是奇妙，有些书，你天天盼着有人写，最后还真就盼到了，而且写它的，就是最对的那个人。
【美】泽娜·希茨/著 吴万伟/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24年1月版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没有功利性目的的智识生活为何是重要的。这能解释一些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在本职工作之外潜心于一件既与工作无关也不能带来声名利禄的研究工作；也或许能启发大家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游戏。作者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她成长于一个智识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她自己则在成年后顺利进入学术界，并且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但她很快就经历了某种“存在危机”，看不到学术工作的意义，于是她选择了一种远离智识的体力工作，而且是志愿性质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此后她才真正意识到传道授业解惑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整本书作者都在试图论证“智识生活若要为人类带来好处，它事实上就必须不再考虑经济利益或社会和政治效益”。作者在书中也说出了一些青年学者可能面临的情况：“我们都认为读书对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对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在成熟的人听起来必定很可笑……我们喜欢洞察的感觉，却缺乏实际体会。”
不论是龙袍、龙椅还是龙旗，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按作者的说法，“龙与普罗大众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20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从“帝王龙”到“中国龙”，从“真龙天子”到“龙的传人”，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这个“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是如何进行的？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中国龙”是如何诞生的？梳理16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于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龙”，民族符号如何不断演绎和变形，层累造史产生的概念如何在偶然的变异中蕴含必然，都是本书论述中精彩的部分。
尽管作者表示追溯变化无常的龙之起源与本义“和抓住一条龙一样困难”，但不妨碍他在这部分也金句频出。上古帝王和神巫多以龙为驾：“龙就是古代王侯的红旗轿车。”甚至有些上古神巫不仅乘龙，而且动辄乘两龙，像“山西煤老板，喜欢四轮驱动越野车，马力足，跑得快”。最离谱的是东方句芒，命名自己鸟身有翅，还要乘两龙：“这不摆明是波音飞机压迫宝马汽车吗？”龙是帝王宠物，虽然深受喜爱，可地位并不高。“如果我们把龙袍解释为龙崇拜，那么，以明代官员为例，九品文官必须崇拜鹌鹑，九品武官必须崇拜海马。”不过，龙在皇家的奴役地位，并不排斥龙在民间的崇高地位。“龙纹沟通天地的神权象征意义，使之成为帝王与公侯，以及下官百姓之间垄断与反垄断的争夺焦点。”
翻开这本书是龙年春节期间，“龙”译作“Dragon”还是“Loong”的老问题正在互联网上蹦跶。第93页，正是谈18世纪欧洲贵族阶层风行的“龙时尚”：“他们热衷于将龙纹绣在衣服上，刻在花园里，以龙为美，以中国风格为时尚。龙形象的美丑变异，只是帝国荣衰的晴雨表，国强龙美，国弱龙丑，与龙被译作Dragon或是Long没有关系。”本书成稿于十二年前的壬辰龙年。正如作者所言，中西文化碰撞的旧话题，值得时时重温，“也许对于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民族能够起到一些清神醒脑的作用”。
